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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史研究
黄国论考
来源: 发布时期:2016/9/28 10:24:43 查看次数:532次

 

黄国论考
 
作者:金荣权
 
  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境的古黄国,其先人早在周代以前就活动在淮河中上游地区,至西周前期受周王朝分封,其东有偃姓的六国、英国和姬姓的蒋国、蓼国,南有荆楚,西邻弦国、申国、息国与随国,北有陈国、蔡国、江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黄圉处于江淮之间,守东方诸国西入淮河上游的门户,当南楚北进中原之要冲。在春秋前期,它与江、弦、道、柏等小国结盟,共同抗拒强大的楚国。但由于强楚席卷之势,江淮诸侯相继亡于楚,在鲁僖公十二年(前648年)夏天,黄国最终也为楚人所灭。
  从文化方面来看,黄属东夷之国,又处楚与中原之间,为了生存与发展,在与中原诸侯和楚国的交往与冲突中,有机地融合了中原文化、东夷文化与楚文化。对黄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春秋时期江淮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探讨民族文化融合的方式与进程。
 
一、黄国族源考
 
  关于黄国的族源,据司马迁《史记》所记,黄围为伯翳(柏翳)之后,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昊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赢姓的黄国为祝融之后陆终的始封之地,黄人亦为陆终之后。宋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载:“黄氏,赢姓,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亦赢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黄歇也。”诸多黄氏的族谱也多采此说,以追溯自己姓氏的族源,《福建莆阳黄氏百代世谱》、《台湾江夏黄氏世谱》及《台湾江夏兴华军城黄氏祖谱》也曾记载:陆终,伯益次子,号吴回,兄帝太康失国,弟复焉,受封于河南潢川定城西二十里黄国。
  实际上,只要对古代文献加以梳理,就会让人怀疑它的可信性。
  《史记·楚世家》载: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世本》记载:
  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肋,三人出焉;破其右肋,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昆吾者,卫是也;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参胡者,韩是也;三曰籛铿,是为彭祖,彭祖者,彭城是也。姓籛名铿,在商为守藏吏,在周为柱下史,寿八百岁;四曰求言,是为会人,会人者郑是也;其五曰安,是为曹姓,曹姓者,邾是也;六曰季连,为芈姓,芈姓者,楚是也。
  从史料记载来看,陆终之后,大多数为夏、商和周时的方国:昆吾封于卫,参胡封于韩,彭祖在彭城,求言封于郑,安为邾人之祖,季连为楚人之祖。陆终之后封于黄者在先秦两汉典籍中无记载。
  赢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为当今的山东地区,夏、商和西周时期,为了打击东夷和淮夷部族,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河南,黄国便是其中之一。
  黄国的前身当为《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九夷之一的“黄夷”。
  综上所述,赢姓远祖当为东方部族的少昊氏后裔,至舜、禹之时,其近祖伯益(伯翳)与偃姓的皋陶同时受封于山东和淮河中下游地区,为赢姓,秦、徐、郯、莒、黄、江等诸侯国同祖同宗。赢姓部族与东方其他部族被夏人、商人和周人视为东夷,黄国原为夏、商时期活动于淮河流域的黄夷,在夏商的军事压力之下西迁至安徽与河南交界处,这便是周朝时黄国的前身。
 
二、黄国的盛衰
 
  黄国所处的河南东南部的潢川县境,从1955年来,发现古文化遗址20余处,其中有陈岗村陈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新胜村新印堆子遗址(其出土有类似于大汶口文化的尊器残片),还有双柳镇桥头的龙山文化层。
  可见在这块土地上,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后来以黄国先民为代表的东夷部落进入这片土地之后,也带来了东方的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它与土著文化结合,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演进与繁荣开辟了新的时代。
  当西周初年时,周武王驾崩之后,管叔、蔡叔协同殷之遗民叛乱,东夷诸部族也闻风而起,周公奉命东征,在平定管、蔡之乱以后,又挥师东进,“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那些被周王朝认为最有危险性的和顽抗到底的东夷或淮夷部族最终如奄一样被完全剿灭,据其地、迁其国、解其民,而归顺周王朝和没有卷人战争的部族被封赏。当时已进入淮河上游的黄国和处于上中游的偃姓的六国等在这场战争中当处于清醒的观望之中,所以得以保全,并作为周王朝姬姓诸国的南方屏障而被封为异姓诸侯国。
  《春秋》与《左传》提到黄国时,多称“黄”或“黄人”,不见称其爵号,《潢川县志》言:“周成王平定东夷后大封诸侯,黄国为当时的诸侯国之一,赢姓,子爵。”而地下出土的文物证实了黄国君主的爵位。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出土有“黄夫人盉”,其铭曰:“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黄夫人即黄国国君的嫡妻,此盉为黄国国君为自己妻子所作,铭曰“黄子”,正可证实其封号。
  史料中没有关于黄国被封的具体时间,从西周初期的时局来推测,黄国接受周王朝分封的时间应当在成王、周公东征结束之后。周王朝分封这些异姓诸侯国的目的在于:分化东夷与淮夷,收拢与安定人心,稳定淮河流域的形势。当然西周王朝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异姓诸侯国并不放心,因此就在附近同时建立了诸如蒋、息、赖、沈等国来监视和牵制它们。
  黄国以今天的潢川县为中心,其区域包括今潢川全部,光山县、罗山县、信阳县、商城县的大部及鄂东北边缘地带。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又在该墓西北165米处的天鹅墩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年代为春秋早期与中期之际,即公元前670年前后。从而证明这里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在罗山高店乡还发现两批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第一批盘和匜上有铭文“傒君单”,属黄国贵族,傒君是其称号。第二批5件铜器上有“傒季宿车”的铭文,也属黄国傒君的家族。在信阳杨河还出土“傒仲子”铜削,表示黄国傒君的封邑在罗山和信阳之间,西接申国。由此来看,黄国在当时确实属于江淮之间较大的国家之一。
  其故城在河南潢川县城西约6公里的隆古乡,城址位于淮河南岸,小潢河之西,“城垣系夯土筑成,平面略呈方形。城垣逶迤相连,轮廓清晰。东墙长1650米,西墙长1550米,南墙长1800米,北墙长1720米,周长6720米,面积20.9万平方米。城内北面偏西有一片砖瓦地,当为宫殿遗址。该处出土有陶鼎腿、陶鬲腿、铜箭头等。其南200米处,出土有铜块、炉渣等,似铜作坊遗址”。城内中部沈店村附近有一夯土台基,俗称“黄君台”,平面呈方形,残高23米,面积约13000平方米,地表散存较多板瓦、筒瓦、瓦当及陶器残片,并有铜镞、蚁鼻钱出土,当系宫殿区所在。城内还发现数处冶铸青铜器的作坊遗址,出土有青铜礼器和镞、戈、矛、剑等兵器残片。城内发现的多处水井颇具特色,除常见的圆形竖穴土井外,还有陶圈井、木圈井和竹圈井。已可确认的城门遗迹有3处,其中西墙中门墙体加宽,且内凹呈“U”字形,显然与春秋时期战争频繁,加强城门防御有关。城墙夯土中包含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遗物。城墙四周有护城壕,东墙外的城壕遗迹尚清晰可辨,壕宽约36米,低于现地表1米许。这是我国目前保存较完整的诸侯国都城垣之一。198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国史实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前704年)。当时正值东周初期,周王室蒙难,楚武王继位,楚国方兴。压抑了多年的楚子为了树立自己在诸侯中的威信,便先从江汉与淮河流域上游的中小国家人手: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蘧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省钟祥县东),只有黄国和随国没有参与此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围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想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黄国逃脱一次劫乱。
  楚文王和成王时期,楚国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汉水为根据地,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伐黄,败黄师于碏陵”。“碏陵”在今潢川县西南部,与光山相接。此次楚人是经随至今天信阳县而攻黄,有学者认为,此次伐黄是为了泄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侵略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入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已而退兵。
  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在北方大国中寻找保护伞。就在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齐、宋等中原大国盟于贯(今山东曹县南),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时,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第二年,黄人再一次与齐、宋等盟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境)。就在诸侯会盟阳谷的第二年(前656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楚人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
  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前655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矣。公元前649年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第二年即公元前648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周初立国,生存了400多年。
  探究黄国灭亡的原因,《左传》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故而被楚所灭。《左传》字里行间透露出:黄之亡是因为黄人自恃与齐结盟而不向楚人称臣、纳贡。《谷梁传》则认为是齐国将黄国拉人中原同盟而促使黄之早亡。所以《符梁传》云:“贯之盟,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
  黄国之亡,固然与黄人恃齐之盟而不近楚人、对楚疏于防范等因素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则来自于楚国独占江淮、称霸中原的野心。当楚人打通了江汉地区、占据豫西南之后,此间的诸小国无力与强悍的楚人对抗,而中原诸侯又不能及时救援,这些诸侯国被楚一个一个蚕食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黄国是否与中原结盟,无论黄人是否对楚纳贡,也无论黄人是否加强戒备,都不会逃脱被灭亡的命运。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北方较强大的陈国、蔡国、许国等,楚国也是几亡之而几复之,况如黄国这样的小国呢。我们说黄国被楚灭势在必行,主要是因为黄国所处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如果占有黄国,楚人就打通了东入淮河中游诸国的门户,也扫清了淮河以南的最大障碍,从而为后来出入中原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黄国被亡之后,其地被楚人据而有之,黄国也因此成为楚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楚国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后裔继续留在黄地管理其遗民。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曰‘系君’。”
  黄人后裔入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令尹,赐予淮北12县。黄歇,号春申君,其旧宅在今潢川县北城,潢川北城曾称春申镇。”
 
三、黄国文化论考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楚文化影响。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就,同时也见证了东夷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融合的过程。
  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工艺高超。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其经济也相当发达。代表性青铜器有:
  黄君簋:铭文曰:“黄君作季赢■媵簋,用锡眉寿黄耇,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黄君孟鼎:19834月在光山县出土,藏河南省博物馆。通高27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28厘米。直耳略外张,宽沿,方唇外折,圆腹,圆底,3蹄足,腹底有个修补痕迹。……棱与口沿间有一周铭文14字:“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壶:光山出土,铭曰:“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豆:光山出土,铭曰:“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夫人盉:光山出土,铭曰:“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霝冬霝复。”
  黄夫人孟姬鬲:光山县出土,藏信阳地区文管会。高11厘米,口径14厘米。敛口、折肩、斜腹、3袋足。腹饰窃曲纹,口沿下铸铭文一周,10字:“黄子作黄甫(夫)人孟姬器则■。”
  黄大子白克盘:铭文有:“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黄大子白克作仲赢■媵盘,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单鼎:铭文云:“唯黄孙子傒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
  单盘:1972年罗山县高店村窖藏出土,藏河南省博物馆,春秋时期器物。内底铸铭文“傒君单自作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19字。“傒君单”为做器人,与潢川县出土的单鼎铭文“黄孙子傒君单”同为一人,“黄”即黄国,“傒君”系称号,叔为排行,“单”是名字,为黄国贵族。
  单匜:1972年罗山高店村出土的窖藏铜器,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高21厘米,长37厘米。四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足饰云纹。内底铸铭文“傒君单自作宝匜,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之”18字。
  傒季宿车壶:197910月罗山县高店村出土,春秋时期器物。通高33厘米,口径11厘米,腹径27厘米。方唇,鼓腹,圈足,盖与口为子母扣合。肩部有对称贯耳两个,饰兽面纹。腹部有索纹3周,盖顶和颈部均有铭文,盖铭铸为环形13字“唯傒季宿车,自作行壶,子孙永用之”。颈部铭文315字:“唯傒季宿车,自作行壶,子孙永宝用之。”
  从出土文物的铭文来看,傒氏为黄国公族,称“傒君”或“奚子”,傒氏又有仲、季之分。其封地应在罗山至信阳县一带。
  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妇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
  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地表原有高78米的封冢,台阶状墓道位于墓室东部,墓口南北长12.20米,东西宽7.99.1米,深4.20米。墓内填土上层为五花土,下层为青膏泥。墓底以两级台阶下收至椁室,椁室内并列两棺。黄君孟墓,虽遭严重破坏,仍出土各类随葬品70件。黄夫人孟姬墓,保存完好。葬具为单棺重椁,棺外遍髹黑漆,绘窃曲纹及波浪纹。黄夫人骨骼完整,经鉴定年龄在40岁左右,头发保存尚完好,梳偏左高髻,髻上插饰木笄,胸腹部置玉雕人和黑玉虎,左脚下散留玉饰20余件,右脚下置竹排箫,头部更有玉饰百余件。黄夫人随葬各类器物共计172件,其中铜器22件,计有鼎、豆、壶霝、盘、匜、盉、鬲、罐、方座、盒及小件工具刀、削、锥等;玉器130余件,有璧、玦、环、璜、虎、鱼、牌、兽面饰、蚕形饰、玉雕人、玉雕兽首等;其他还有漆木竹器、丝麻织品等。
  黄季佗父墓位于光山县城西北隅俗称“天鹅抱蛋”的高岗上,东南距黄君孟夫妇墓165米。19886月发掘。墓坑近方形,圹口东西长55米,南北宽5.3米,深3.65米,方向正东。坑内北部为单棺单椁,南置陪葬箱,椁、箱同坑异处,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这在先秦考古中尚属鲜见。长方盒形棺内随葬玉器11件、陶珠4枚,陪葬箱内置陶器31件、铜器143件、玉器2件、砺石2件、漆盒1件、泥饼1件、丝线1团。铜戈内部铸铭文“黄季佗父之戈”。此墓所出陶鬲和4种形制的陶罐,弥补了黄君孟夫妇墓的不足,为春秋中期考古增添了陶器标准器。金属弹簧形器与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晚期楚墓和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等先秦墓葬所出相同。它为研究春秋中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十分难得的、同类器中时代最早的实物资料。
  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130余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个别立体圆雕如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黄季佗父墓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他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匜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则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而且,黄国墓葬地面高大封冢和以青膏泥填充墓室、庞大的椁室结构和设置边箱分放器物的诸多制度,多为以后的楚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楚文化的特色因素。
  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
  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北方姬姓列国的频繁联姻所受到的影响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有一件黄国铜鼎,圆腹微鼓,长方立耳,兽蹄足,腹内有铭文曰:“黄季作季赢宝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簠”,铭文云:“叔姬霝迮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③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其双鼎同出,这是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的现象,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鋬盉常见于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这种淮夷式的盉多呈甗形、束腰,很有地方特色。
  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而与中原诸同自称伯、公、侯等不同;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则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也将自己边缘化、独立化,在内心中并不认为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过程,并对周边列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的土墩墓制,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遵循着“墓而不坟”的文化传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
  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赢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32。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赢,当地附近赢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准。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黄国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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