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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正瑞著台湾问题面面观
第一节 早期 台 湾
来源: 发布时期:2012/4/3 22:21:32 查看次数:1712次

 

第一节 早期 台 湾
 
台湾与大陆同属欧亚板块中的中国大陆板块,是中国大陆板块的边缘。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板块在向东南方向仰冲中,受到太平洋板块向西北方向俯冲的抵抗,在台湾的前缘形成一系列东北—西南方向排列的山脉。台东山脉多在500—1000米之间,主峰新港山海拔1682米,而且台东山脉东部陡崖直逼深海,崖壁高度常常达数百米,甚至千米。台湾东部海域是太平洋板块中的大海底平原,水深大都超过3000米。目前由于太平洋板块俯冲力大于大陆板块仰冲力,台湾岛东海岸正以每年七至八厘米的高速度向大陆移动,并由于两板块之间的挤压和碰撞,使台湾处于多震期。(参见中国新闻网北京2001年11月4日消息:中科院专家称台湾岛正以每年七至八厘米速度向大陆漂移。)据台湾气象局统计,台湾每年有230多次有感地震。
台湾西部海峡南北长约380公里,东西平均宽约190公里,最窄处是从台湾的新竹到福建的平潭,只有130公里。在地质时代,台湾海峡曾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在古生代(约5.7亿年前至2.3亿年前)和中生代(约2.3亿年前至6700万年前),该海峡还是“华夏古陆”的一部分。据地质学家推测,在第三纪末(约250万年前)曾有一个时期,台湾岛的海拔高度可能比现在要出1000多米,在这块陆地上,经流水的侵蚀作用,造成了深切的河谷和一级一级的河谷阶地。台湾海峡底有向南及向北两大河系。第四纪冰期之后(约6000年前),世界性的海侵运动形成了如今的台湾海峡。这样,原本分布在陆地上的河流,下游部分被海水淹没,沉溺于海底形成海底河谷。处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台湾海峡,地形起伏不平,北部水深60—80米,南部水深40—50米,平均水深约60米。
  1971年台湾考古学者在南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被叫做“左镇人”。经过鉴定,与著名的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同属于3万年前的古人类。台湾陆续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和陶器,其形状和制作方法,都与大陆各地发掘出的旧石器遗物特别相似。其中高雄县林园乡凤鼻头一带出土的彩陶和黑陶,经过鉴定,确认它们是从我国大陆东南沿海传过去的,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沿海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几何形印纹陶文化”的遗迹。1980年7月,台湾的考古学者在台东县卑南乡进行发掘时,发现大批的石棺。出土的许多石器、陶片和玉器,是二三千年前台湾先住民的遗物。经过鉴定和对这些先住民文化特质的研究,确认他们和我国南方各省古代的越仆族相似。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为此发表宣言指出:台湾历史文化的根抵在大陆。台湾最早的居民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台湾与大陆血肉一体、密不可分。
最近,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经半年研究,并首次抽取马桥地区古代遗骨和现代居民与台湾高山族人群的DNA,经过对比发现,两地人群都具有远远超过50%的高比例的M119C。台湾高山族中的布农族的比例达到80%,阿美族则达到100%。M119C是百越族所独有的,在世界的其他人群中都没有发现过。(见《统一》杂志2001年第4期,陆票:《海峡两岸溯古源》。)
我国古文献中关于台湾的记载很多。战国初期最早的史书——《尚书》的《禹贡》篇中,有关于 “岛夷”的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意思是说,岛夷以麻制品为衣服,以贝类为饰物,使用竹器,其地产桔柚,并向大陆进贡。秦汉以后,关于台湾的记载已很具体。《三国志·吴志·孙权传》中记载,吴主孙权在公元230年,曾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1万到达“夷洲”,即现今的台湾。由于疾疫流行,水土不服,不得不带领数千名夷洲人返回大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到达台湾。由于这次行动,丹阳太守沈莹通过到达夷洲的官兵和由官兵带回的夷洲人,详细了解了夷洲的情况,于264年至280年写成《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最早有关台湾的记述。在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台湾被描述为:夷洲在临海郡(今浙江)东南,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土地肥沃,既长五谷,又多鱼肉。又如“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台湾北部的泰雅族人,直到明清仍有此风。
隋朝时,称台湾为“流求”。《隋书》记载,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往台湾。第一次是公元607年(大业三年)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到流求访察;第二年又派遣朱宽去慰抚;公元610年再遣虎贲中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从广东潮州率兵万余人渡海到流求。
唐朝以后,东南沿海人民为了逃避战乱,出现移居澎湖和台湾的现象。唐朝元和进士施肩吾,曾率族人渡海到澎湖定居。他曾写过一首《题澎湖屿》的诗,描写了当地人民生活劳动的情景。
北宋中叶(11—12世纪),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建逐步开发,沿海渔民迁居澎湖群岛。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遣兵屯戍澎湖,造屋200间。南宋宝庆六年(1225年)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的《诸蕃志》中称: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这说明在南宋时,澎湖已隶属福建省晋江县,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
元朝时,称台湾为“瑠求”。《元史》上说:“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瑠求相对,亦素不相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可见当时对台湾的地理位置已相当明了。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临到瑠求 “宣抚”。公元1335年,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此后多次派人去瑠求。
     14世纪日本南北朝时,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流为海盗,进行走私、抢劫活动。有的封建藩侯和寺社,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企图解决战争中新造成的财政困难,就组织本境内的浪人和商人,支持并利用他们到中国大陆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倭寇侵扰遍及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尤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而对中国的侵扰又以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省为最,因这四省之地自东晋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便以防止倭寇与张士诚、方国珍勾结为名,多次下令禁海。洪武四年(1371年)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罢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再次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竟撤销设在澎湖管辖台湾行政事务和防务事务的巡检司,移岛上居民于福建漳州、泉州,实行海禁政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禁民间番香番货”。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总兵刘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 (在今辽宁金县东北),倭寇之势渐弱。因此,永乐(1403年-1424年)、宣德(1426年-1435年)年间,海禁稍有宽驰。公元1405-1433年间,明朝宦官郑和率舰队三次出使南洋,曾将台湾作为避风港和淡水补给站,并在台湾沿岸和岛内活动。至今,台湾民间仍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全国由200多家大名小名割据,一部分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海盗活动,倭寇又趋活跃。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与细川氏的贡使在宁波发生冲突,乘机大事焚烧,明政府下令停止贸易。此后,倭寇见沿海防务空虚,便勾结土豪奸商流氓海盗,进行走私劫掠。16世纪中叶最为猖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杀害的达数十万人。1560年日本倭寇入侵澎湖、台湾。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明政府恢复高澎湖巡检司,派兵驻守澎湖列岛。倭寇侵扰台湾鸡笼(今基隆)。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倭寇侵犯鸡笼、淡水等地。明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兵。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福建都司沈有容率舰至台湾剿灭倭寇。1615年(明万历四十四年)5月1日本德州幕府遣村山秋安率舰13只侵犯台湾,村山准备侵台的消息很快传到瑠求,瑠求王尚宁特遣通事渡海向明朝政府报告:“倭造战舰五百余,胁取鸡笼山岛野夷”。(见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80,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 福建巡抚黄承玄认为如果日本占领台湾,会构成对东南沿海各省的严重威胁,他调兵遣将,作了积极的防范,同时移咨浙江巡抚,督促温州、处州的将领防止倭寇的突然袭击。但日本船队驶到台湾海面被暴风打散,只一艘船到达台湾,遇到当地民众的顽强抵抗和包围,以失败告终。由于倭寇的侵犯,明王朝采取海禁的政策,明嘉靖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在隆庆、万历年间,明政府虽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这种开放程度极低,采取的仍然是“于通之中,申禁之法”。但由于有利可图,海上贸易并未中断。天启元年(1621年)福建南安县人郑芝龙到台湾,后众人推其为首,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走私活动,队伍达3万多人。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招抚于明朝政府。
倭寇的出现对台湾开发缓慢和中国走向封闭和衰落关系很大。现在不少观点指责中国元明以来闭关自守,其实值得探讨。倭寇开始时间为元初。《元史》记载,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人焚烧庆元;至大德十三年(1309年),倭人以所带硫磺等焚毁明州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其官署,居民几尽。在元初至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约50年时间,海禁和市舶机构曾四禁四开,说明元朝此时尚有能力保卫海防。而至元末,元朝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统治势力大为削弱。而日本由于长期战争,浪人、流民增多,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大为增加,元政府逐渐无法控制。明朝初年,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方国珍以后,立刻集中主要兵力攻打元势力,此时无法兼顾倭寇问题,希望能与日本保持友好通商关系。因此,洪武元年(1367年),二年、三年、五年,先后派使臣去日本。但是,由于日本此时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北朝虽然愿意与明交通,但是道路为南朝所阻。至此,外交途径已经无法解决倭寇问题。明朝于是决定实行海禁政策。主要在岸上设防,如笔者所在的浙江省苍南县,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就多处设卫城,驻官兵8000余人,战船35艘,在此后200年间数十次击退倭寇进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日本南朝已被北朝所并,南朝的许多武士沦为浪人,流落海上,因此倭寇之祸愈烈。建文至永乐年间(1399年-1424年),由于明朝禁绝对日贸易,日本室町幕府及各个封建主因缺少财物来源甚感不便。后小松天皇应永七年(1401年),准三后源道义入贡,并上表文,这是日本自明朝建立以来向明朝递交的第一份正式表文。明成祖即位后,日本又派使者上书,明朝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舟至二艘,不得携带兵器,违者以寇论。并命令日本政府禁止倭寇,但达不到目的。永乐十七年(1419年),日本派人告绝于明,是年倭寇进攻辽东,都督刘茶将之歼灭。宣德元年至正德末年(1426年-1521年),明朝虽然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倭寇却日趋剧烈。原因是双方勘合贸易虽已修订,但是日本根本不遵守船数、人员、货物的规定,往往私物成十倍增加。同时日本在战国时代(1477年-1583年),大大小小封建主为了弥补战争财政的不足,便尽力支持商人们大批地以中国沿海为主要目标进行走私和掠夺。明朝虽然有1300多艘战船,但由于正规军难以对付游寇,且中国海防线太长,又要以重兵抗御北方的蒙古族人和满族人,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采取消极的“海禁”政策。倭寇结束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伴随着日本战国时代结束,1639年江户幕府实行了锁国令,加上日本统一政权的强大,各个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销声匿迹,至此明朝也已经到了末期。自元初1279年至明末的1639年,倭寇犯境360余年,因此而形成中国的“海禁”政策,是导致中国走向封闭和衰落,以及导致了台湾开发的缓慢与管理的薄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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