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浙南黄氏研究会!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黄氏首页 > 黄氏资讯> 综合资料
综合资料
民政部官员:“社会组织对抗政府”情况没有出现
来源: 发布时期:2012/9/12 16:19:25 查看次数:2239次

 

民政部官员:“社会组织对抗政府”情况没有出现
 
新华网2012年05月21日 16:11:11 
 
双重管理的优势已用尽
  广东的改革实验表明,所谓“社会组织会对抗政府”的担心是多余的
  “三个条例仍在修订中。”
  见到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以下简称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问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国务院法制办的修订进展时,坐在转椅上的他,回头看了看电脑,语气有点无奈。
  李勇说,去年3月,民政部便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三个条例”)的修订草案上报至国务院法制办,此后一直未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3月19日,第十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简化登记管理的程序,对一些社会组织采取直接登记的形式”。3月2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术沙龙上,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谈到温家宝总理的表态时说,“一个大国总理能够讲到这个程度,要求得这么清晰,还要怎么到位呢?”
  孙、李两位局长认为,推动社会组织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但国务院法制办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无特殊情况,“三个条例”在2012年无望出台。
  双重管理体制已经过时
  修法核心是建立“直接登记”新体制,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备受诟病的“双重管理体制”。
  1989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要求“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
  这一思路在1998年重新修改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被沿用至今。孙伟林认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好处是,它保证了社会组织在政治上都是可靠的。”
  1950,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依法取缔各种反动社团。据民政部原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司司长吴忠泽的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为6000个左右。
  “文革”期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工作彻底陷入瘫痪。
  到上世纪80年代,尽管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多元化的社会有了孕育各类社会组织的需求,但李勇认为,政治上可靠仍然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
  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二十多万个,可见双重管理体制在当时所激发出来的活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的弊病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主管部门把关本身就意味着承担责任,要是不熟悉社团的负责人,很多业务主管单位是不愿意承担管理责任的。”李勇认为,带来的结果是,“这个体制原意是挡住政治上不可靠的社会组织,带来的副作用却是,把不该挡的全挡住了。”
  能够找到主管单位的更多是各个政府部门的“自己人”。孙伟林说,“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都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利用业务主管单位的权威开展工作。”
  找不到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则私下活动,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社会组织游离在监管之外。
  李勇给了《中国新闻周刊》一组数据,“目前在民政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将近46万家,据我们的保守估计,大概还有这么多的社会组织没有登记进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社会组织,他的数据更惊人,“我们自己长期的观察是,没有登记的应该在300万到400万家。”
  王名认为,“因为很多社会组织没有登记,谁也搞不清准确数据。但不管是哪一组数据,都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这些社会组织仅仅因为一个主管单位的问题就无法获得合法身份。”
  在那次沙龙上,李勇说,“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国社会组织的登记率,近几年每年净增长仅仅维持在2%到3%。”这样一来,原为保证社会组织政治上可靠的双重管理体制,却使得更多的社会组织处于监管真空状态。
  李勇断言,“双重管理体制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尽头,所有的优势都已经告一段落,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要进行改革。”
  不用担心社会组织反政府
  到了2000年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民间成立社会组织的需求一下子膨胀。广东的探索给了全国改革一剂强心针。
  “我们再怎么研究、设想,都没有说服力。广东进行探索后,就有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谈到这里,李勇的情绪激动起来。
  孙伟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当时想推进改革,但在全国范围内做起来比较难,正好广东出台地方立法先走一步,我们当然非常支持。”
  2008年民政部第一次派出专门调研组去广东,“这个调研很重要,我们真正发现改革是可行的。”
  对于民间组织管理局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放宽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会不会出现有人担心的社会组织跟政府作对的情况。
  孙伟林说,当时民间组织管理局一直在观察,风险到底有多大。他们惊喜地发现,“广东的改革步子很大,但社会组织与政府唱对台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李勇的解释是,绝大多数社会组织的负责人都有责任感,是社会精英,更加强调沟通而不是对抗。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愿意登记,就表明愿意接受法律监管,也就有了内部治理,对自身的行为有约束力。
  2009年7月,民政部与广东省签订“部省合作协议”,其中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被列为第一项。迄今为止,民政部已和17个省份签订了合作协议。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已先后探索双重管理体制改革,实行部分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
  2010年,民政部就将首次社会组织改革经验交流会放到广东举办。李勇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各地充分交流,坚定了信心,形成了改革的合力。”
  “可以说,通过广东的探索来看,当时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新的体制已经建立。”孙伟林语气非常肯定。
  到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专章阐述“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改革思路,明确了“20字方针”: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
  千呼万唤不出来
  尽管如此,真正要推进改革却并不容易。
  “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十年磨一剑就是不出来,百万个社会组织期待它就是不出来。”对改革的迫切心情,李勇丝毫也不掩饰。
  “三个条例”草案修改完之后,民政部曾在中央与地方广泛征求意见。“征求了五六十个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实际上大多数都同意这个改革思路。”孙伟林说。
  但“三个条例”迟迟不能出台,李勇认为,实际上仍然受困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现在有人对社会组织的理解好像就是与政府作对,“社会组织是一把‘双刃剑’。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和探索如何发挥这类组织的积极作用,而抑制其消极作用。其实,社会组织可以帮助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不能只看到一些主观上担心的东西,对这些积极作用却视而不见。”
  统计数据显示,到2010年,全国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达540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还有注册的各类志愿者2500多万人。仅解决就业一项,社会组织的作用就不容小觑。
  要说作用,最显而易见的恐怕还是公益慈善。社会组织每年募集资金100多亿元用以减贫济困、救灾防灾等;兴办民办幼儿园8.3万个、占全国总数的62%,民办高校640所、在校学生占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9.4%。
  对于风险,李勇有自己的理解。2007年10月至11月,李勇随国家行政学院第13期厅局级公务员进修班,赴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学习。
  这次学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美国数以百万计各种各样社会组织中,李勇发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组织性、自愿性、自治性、非政府、非营利、非政治。
  美国税法要求,作为非营利组织,他们不能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不得参与竞选,即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公共职位候选人。
  只要违反法律,免税资格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资助就可能被取消,那这个组织就可能死掉,这样的法律规定对社会组织来说是很有约束力的。
  在李勇看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与监管的方式,可以让登记管理机关在前面工作,统一起来,相关政府部门加强过程监管,同时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李勇解释说,即便是直接登记,按照“20字方针”,也不是所有的申请都会获得批准,申请者要依法依规申请,登记管理机关要依法依规审批。违法违规的申请肯定不会得到批准。
  实际上,民政部早就做好了改革之后如何监管的准备。20多个配套政策草案早已制订出来,但由于“三个条例”迟迟未能修改,这些配套措施职能也无法发布。
  对于阻力,有官员私下说:“改革无疑也给各个部门提出挑战,以前都是‘自己’人才被允许登记,放开后只要通过登记的社会组织,和哪个部门职能相关,他就要监管,这个责任自然大了很多。别说愿不愿意,他可能现在连这个编制、人员都没有。”(记者/申欣旺 文/陶旺波 )
关闭本页】 
黄氏资讯
本站搜索
联系我们
地址: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东方
      景园2栋1单元502室
电话:0577-68850006
传真:0577-68850005
手机:18967756138
邮箱:387614150@qq.com
返回首页本会简况黄氏谱系黄氏人物黄氏报纸黄氏文化宗亲留言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浙南江夏黄氏源流研究会 地址: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东方景园2栋1单元502室
电话:0577-68850006 传真:0577-68850005 邮政编码:325800
未经书面许可严禁转载和复制本站的任何信息 浙ICP备11008857号-1 技术支持:捷点科技